英语培训。（图片均由李光敏摄影）
4月底，北京顺义郊区的一栋大楼前。门开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走出来，仔细察看后，确定四周无异常，对着领上的对讲机话筒小声说：“可以出来了。”
门再次打开，一个人在另外三人的护送下走了出来。护送者中一人先走到门口早已等候着的车前，眼光迅速扫遍周围，确定无异常后在车头处站定。突然，不知从哪里冲出一个人来，手持尖刀，径直冲向被保护者?
不用怕——那把刀根本伤不了人，它是橡胶做的。这是北京某公司海外安全官培训中的一个模拟情节——要人保护。护送者和被护送者乃至袭击者，都由学员扮演，3名来自以色列的教官当场点评学员们的表现，再反复练习，直到学员们形成一种类似本能的反应。
练习过程中，学员们不断向教官阿帝（Adi Talmor）——以色列前国防军伞兵提问，设想各种可能面临的状况，求解应对方法。阿帝在华有过多年反恐培训经验。他说：“关于海外安保，很多人觉得派一些人穿黑衣服、戴墨镜站在那里或者跟着，就够了。但墨镜吓不倒恐怖分子，你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识。”
阿帝拒绝将这些学员定义为未来的海外保镖，而更强调他们“安全官”的角色。两个月后，他们培训的这一批共130名学员将陆续派往海外，在中资企业的海外分部从事安全顾问工作。阿帝说：“他们将是中国首批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海外安全官。”
特种兵出身，以色列标准
这些学员主要来自海军陆战队、雪豹突击队、新疆的特勤队，在退役前均经过严格挑选，退役后来到北京，去年10月份开始接受培训。事实上，他们中不少人都有过保护要人的真实经历，但过往经验帮不上他们多少忙。因为他们在国内保护要人时，事前准备工作已非常到位，比如“基本上都已清过场”，“很多看上去像群众的人其实是专业人员”，所以一般都不会遇到复杂情况。
要人保护只是所有培训科目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他课程还包括：以色列自卫术、惯有手法与反监视、车队安保、急救、进攻流程、安全操作平台、职业杀手刺杀分析、地形分析以及安保人力运营和管理等，此外，还有英语课程。
格斗能力是必备的，体能的训练必不可少，也包括一些战术训练，比如如何放倒一个迎面或者背面对你发动袭击的人，如何搜身，如何穿越逆流的人群到达救援地。有多年部队训练的底子，学员们学起来很快，需要的，只是反复练习。
更重要也是更难的，还在于分析和应对能力的培训。“人是很复杂的，包括人的心理甚至外在的整个社会。” 阿帝说：“安全官需要有能力观察复杂的环境，经过分析后，再简单地呈现给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并且随时关注所处环境的变化并对风险作出评估，在业主能力范围之内，对安全措施提供一些整改的建议，并协助处理突发情况。”
“一些细节的变化会产生怎样的风险，是非专业的人做不到的。”他的中国搭档老杨向记者举例说。一个基地要准备一些避难室，要做防弹处理，防什么弹？防直射火力还是曲射火力？安全官都要提供指导。“这类对复杂环境的分析和安全计划的制订，是培训的重点，也是学员们的部队经历中所没有的。”老杨说道。
包括阿帝在内，这次培训一共请了4名以色列教官。他们多有在以色列反恐部门工作的经历，也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官培训多有了解，实践与理论兼备。阿帝相信，目前中国还没有公司能够提供这样专业的培训。
“中国企业有陆续派一些内部保安去海外，去伊拉克、阿富汗的都有，也都是退伍军人，但是效果很糟糕。他们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要么很多技能生疏了，要么对外面的情况两眼一抹黑，”老杨说，很多人自称是特种兵退役，这没有任何意义，“特种部队都是攻击型的，这些人但任安保时，站在岗位上，盯着大门口，和普通站岗的警卫没任何区别。”
一位曾在特种部队服役多年的领导现场观看了阿帝的培训之后，感叹他们对细节考虑之周到：“他们确实厉害，以色列标准就是国际标准。”
“你需要认识你的环境，认识你的敌人，敌人有什么能力，你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攻击，你可以用什么措施来保护你要保护的人。这都需要做方案，对他们来说，需要一个过程。”阿帝说，他们的培训还包括与当地的军队、警察如何沟通，如何管理当地的保安队等。
以劳务之名外派，兼具双重身份
2008年10月，9名中国石油工人在苏丹被绑架，在苏丹政府营救过程中，仅4名逃脱，其余5名均被绑架者杀害。这9名员工均为中石油在苏丹项目的员工。自那以后，中石油加强了对外派员工的反恐培训，并规定：未获得反恐培训结业证明的员工，不能外派。
阿帝认为，相比一些私企，中石油这样的大型国企在海外安全保障方面做得很出色。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总工程师陈曙东介绍，中石油在苏丹的营地都有安保人员，一种类似于国内的保安，有看大门的，也有贴身保护的；一种类似于警察，在作业点周围进行保护。“在一些风险高的地方出行，军队要随时跟着，至少得三五人。因为按照合同，社会治安是政府的责任。”
在海外，安保因涉及一国主权而显得特别敏感。伊拉克的情况比较特殊，在美军军事占领期间，很多美国安保公司得以在当地提供价格高昂的安保服务。有专业人士称，“这些安全承包商最早用于保卫美军的物资和能源，但有很严格的限制，比如什么情况下可以开火、什么情况下不能开火等，都有很详细的规定。伊拉克重建时，这些公司最开始是给一些NGO、新闻媒体提供保卫，后来逐渐发展到给企业等提供保卫。”但据了解，美军撤出后，伊拉克也在逐渐削减国外的安保公司，目前只保留了3家，最后可能完全取消掉。
由于宗教文化、社会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中资公司的海外人员与当地安保的沟通经常出问题。中海油一位在伊拉克的员工告诉记者，中方人员出行必须要有安保人员陪同，当地安保人员有时因为天气热、怕累，就不愿意随行提供保护，经常导致作业延误。
从沟通层面讲，如果能从国内雇用安保人员派往海外，将免去很多麻烦。阿帝也认为，除沟通更方便，更多的信赖和更低的成本，都将使中国人在海外的安全慢慢掌握在中国安保公司手里。但这在目前看来还有很大难度。“因为安保问题是一个国家的责任。所在国政府也担心你雇的人是不是间谍，是否来自敌对阵营。”陈曙东说，“中石油在苏丹的合资公司有一个专门负责安全的部门，负责公司的安保及与当地军、警的协调，这个部门从经理到雇员都是当地人，并通过当地政府雇用。”
中国安保企业试图在海外安保中分一杯羹，这种想法由来已久，但始终未能成为现实。2010年10月，山东华威保安集团在北京开设“海外服务中心”，至今一年多了，他们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仍谨慎表示， “筹备尚未成型”。
目前该中心有五六十人正在接受培训，都是特种部队的退伍军人。培训内容除了体能外，还包括当地国的法律法规等。华威正筹备今年6月联合商务部召开研讨会，以期推动完善中国安保人员派出机制。“我们此前也有派出去的，但都是以劳务人员的名义出去。”公司有关人员坦承，“万一出现绑架、冲突等问题怎么处理，我们自己还没有相关的规定。现在都是按照当地国的法律法规来处理问题。”
在派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阿帝等培训的这批海外安全官，也只能以劳务人员的名义派出。他们将有双重身份——既受雇于自己在国内的保安公司，同时又是中资企业派往海外的劳务人员。
海外安全官供不应求
阿帝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以色列国防部授权从事在华安全咨询服务的反恐专家。2007年，他和一位中国朋友合作开办卡麦尔（北京）安全防范有限公司，主要给一些企业提供反恐培训。
去年，一家刚成立的“大公司”（应受访者要求，不便透露公司名称）主动找到他，寻求合作。阿帝和他的几个伙伴集体进入该“大公司”的安保培训部门，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安全官培训。这家公司多位高管具有公安系统背景，在学员选拔和培训后的人员派遣方面有诸多优势。“今年冬天之前，海外安全官就不够用了。这百余名学员到时还不够几个大型央企分的。”一位工作人员称，“他们既可以胜任安全经理，关键时刻又能出手，在需要的时候，也能给一些领导和要人提供护卫。”
近年来，中国劳务人员在海外受袭击的事件频发，某种程度上与海外的中资公司不重视安保有关。有业内人士这样总结一些私营公司在非洲的风险应对模式：“第一年建设，第二年回收本钱，第三年挣点钱，第四年就看老天爷了；如果给眼，多平安一年，就多挣一年钱；如果是战乱，所有东西都不要了，卷铺盖回家。”因此，低投入、快速回报成为大部分私营资源型企业风险管控的唯一方法。
按理，中国人的海外安全应由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负责。但当前高风险的地方多是小国，使领馆人员十分有限，当真正出事时，领保中心很难起到有效作用。同样，海外的企业照理也归商务部管，但没有强制约束力，导致一些企业在海外安保方面的投入少得可怜。
2010年，商务部会同外交部、公安部等7个部门，颁布《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对于因安全教育、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明显疏漏而发生安全事件的企业，相关部门要依法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把安全指标变成一个硬指标，纳入对企业领导的考核体系。对大型企业的领导来讲，政治压力很大，所以才有了重视，”阿帝的中国搭档老杨说，海外安保说不上什么政策壁垒，这份文件未涉及明确的政策支持，但其作用已足够。“中国的事情，有红头文件就足够了。”
来自外交部领保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海外的企业，不算离岸的，有1.8万家，每年出去的劳务人员有80万，中国在海外承包的项目有4000多，境外资产达1.5万亿美元。同样来自领保中心的数据称，中国人在海外风险来源，仅30%是安全风险，如恐怖袭击等，另外70%是公共危机风险，包括劳资纠纷引起的冲突、骚乱等。但当前的海外安全培训，大多只针对安全风险。“很多企业的需求是100%，我们能提供的只是30%，这也是我们这行面临的困境。”老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