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融合:人工智能、数字化国家主义和后自主个人时代
2021-01-09 11:12:39   来源: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   评论:0 点击:

导读:关键问题在于,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我们应当设想和设计何种人工智能应用,创造不同的未来,以避免这种数字化国家主义进一步扩大影响。

摘 要

人工智能、物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结合,正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一种神奇的信息环境。数字化国家主义逐渐兴起,而人工智能往往会增强数字化国家主义的效应,后自主个人产生了一种规范化——进步项目,后自主个体也由此产生。在不同的制度中,后自主个体似乎在全球出现,不仅在民主国家,也包括其他政体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创造何种人工智能,以应对数字化国家主义的趋势。

关键词:人工智能;数字化国家主义;后自主个人时代;进步项目

内容目录:

0 引  言

1  数字化国家主义及非物质性

2 进步项目

3 后自治个体

4 结 论

00
引  言

正如著名作家亚瑟·查理斯·克拉克所说, “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无异”。人工智能、物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结合,正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一个神奇的信息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工智能和不同的数字应用程序深度融合,以控制和监视的形式提供新的操纵形式,而这些操纵形式正在民主政体和其他政体中蔓延。在信息环境中,社会和政治系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且对此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例如,民粹主义的兴起,民主进程的弱点受到新的信息环境的影响。

笔者认为,个人自主的丧失尤其关键,正如加仑·拉尼尔指出的,人类正在进行一种驯化。当处于一个不断被监视的世界中,个人难以保持自主,并且不断地被历史上一些最富有的公司的算法所操纵。这些算法是专门设计来操纵个体行为的。因此, 如何才能重新获得和保持自主十分关键。

笔者认为,这种趋势是一种“数字化国家主义”的兴起 。这意味着,在这种趋势下,数字化国家主义的概念是基于侵犯隐私和大规模监视商业化的行为日益构成所有的网络空间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个维度,而且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中的“监控机器”。例如,在本杰明·布列顿的作品中,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同时,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往往会增强数字化国家主义的效应。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计算系统、监视系统的共同构成,这既是一种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政治组织。

01
数字化国家主义及非物质性

根据迈克伦和格拉斯的研究,在欧盟成员国和美国,存在着这种数字化国家主义的做法, 从大规模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向有针对性的政治网络运动发展,各类内容过滤,等等。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并非是一个概念,它不仅指的是国家主义社会与自由民主社会,实际上是假设全球的融合正在发展 。

从历史上看,在互联网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曾经有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的假设,即数字技术将赋予人们权力,认为数字技术将使社会更加民主,同时还将减少或限制国家和部队的影响力。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 21 世纪,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回归,但国家从来没有离开过,而且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可以使用、重组和调节新技术。数字技术可以用于各种合法目的,也包括增加国家在监督、控制和人民治理方面的权力。这是第二阶段,也称之为“技术社会建设阶段”, 国家、社会、企业正在利用这些技术,并根据自己的目的自主推动技术发展。在第三阶段, 是一种技术的回归,更是一种更具技术确定性的阶段。数字技术也影响到社会关系和经济, 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技术决定论者也面临着数字国家主义,或者说是数字化国家主义变得特别明显的时期。

首先,非物质性。在不断智能化的环境中,监管下的代码起到了法律的作用,这种代码在智能环境中仍然在不断增长,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包括无处不在的企业,以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在法律方面,我们创造了许多虚拟的法律界限。例如,个人数据与元数据之间的法律界限基本上是虚构的。实际上人工智能非常强大,能够帮助重新连接点,创建角色,并从元数据中创建非常紧密相关的信息, 而元数据实际上应该具有匿名功能,但并没有。因此,事实证明,尽管欧盟、美国和中国在网络法律和数据安全法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如果涉及虚拟边界,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相似性。

也许物质头脑作为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最重要的一点是,按照行政部门、公司和各种机构的要求运转。数字技术数据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活动成为了治理机制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只能很有限地获得服务和商业活动。因此,个体实际上成为一个非物质的工人,创造了原材料——数据,以及由人工智能再加工的原材料,并通过其他方式转化为产品。

这种非物质的思维正在扩展至充满传感器的智能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收集个人数据、移动数据,也包括自动驾驶汽车、公共交通系统,当然还包括手机、家用电器和设备的数据, 使每个人变成一种非物质层面的工人。

非物质思维的一个关键方面,实际上是收集这些数据的平台与用户之间的认知不匹配。通常,从用户A 的角度来看,平台是一个黑匣子。该平台不易访问,基本上保持黑箱。另一方面, 从平台的角度看,平台后面的公司变得极其透明,基本上可以完全开放阅读和使用数据。

02
进步项目

后自主个人产生了一种规范化——进步项目 。这种规范化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在数字化国家主义的条件下,作为个体追求进步的理念,它与科学家长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这一理念结合了 50 年的研究和行为科学、社会工程思想以及需要不断提升的个人思想。这种提升是通过各种社会信用体系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的,这些体系在许多国家应用都非常广泛,包含不同的选择架构。

在体育运动中,也包括这种评分系统。运动是一种基于竞争的理念,每个人都正在成为这样一个评分体系中的竞争因素。这也是一种激励,让人们不仅比较自己,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在虚拟生活中表现。

03
后自治个体

后自治个体由此产生。这也许是最重要的景象。这也决定了其要远离何处。人类本身不可能产生自治的理念。在此笔者所指的是,个体作为算法的目标的正常化。这是公关和宣传的结合,使用的技术基于脑科学。同时,也是基于心理学和经济学意义下的行为科学。它们利用调节我们情绪状态的多巴胺和其他神经传递素,出于故意的目的,制造成瘾或实现某种形式的洗脑。人工智能在此可被用来提升寻找目标个人或团体的精度,并成为竞选活动中非常有力的工具,例如选举运动。但同时,其也不仅试图掌控我们的思想,同时也意图控制我们的情绪。阿伦特“后真相政权”的有组织谎言的概念可以完美描述这一情况。有组织谎言的目的是创造,或者说是调节群体的情绪状态, 也调节整个社会的情绪状态。这些社会把任何个人都“机器化”了,使之成为情感本能机器。首先假设个人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接受统治,因为人的理性能力相当有限,人们在决策中常犯错误。因此,这实际上是对他们如何引导我们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的有益补充。

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所谓多巴胺奖励,指的是一个经过充分研究的循环,它给很多公司提供了影响行为的强大影响力,特别是完全沉浸在屏幕中的数字原生一代的年轻人。在软件方面,软件中设计的算法、屏幕和人类大脑中的生物化学之间有很强的联系。

同时,如笔者前文所提,其也可以被应用于政治目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脑黑客的构想不仅仅停留在科幻小说之中,它正在被很多公司所应用,目的是利用自然的二元能力来影响人类心理。这也是脸书的创始人一直试图指出的事实。英国著名的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提供了另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有人试图创造一种自动的情绪操纵,以影响选举行为和选举结果 。

综上所述,后自治个体可以用三个比喻来形容,一种非物质的想法,一个关于本能前沿的延续项目。可以说,不再将个人看成能完成一种自主、理性的决策的行为体,甚至连最基础的理性都不具备。三个隐喻可以表达为,在非物质的头脑中创造和利用一个组合的模式;需要不断提升和引导,但却永远无法抵达理性中心的低能者;最后一个是屈从于本能的动物, 这是三个比喻中最重要的,其指的是非理性、非反思性本能、本能代理的行为体。基本上通过这三个隐喻可以描述一种从数字化国家主义中崛起的新型个体。

这对公民和政治的影响十分令人震惊。当然,如果个体被认为是恒定的,并且是社会工程中的必要元素。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丧失了理性能力和针对自己被非法征服、数字监控和数据收集的补救办法。事实上,数据收集、初步调查是成为社会一部分的先决条件。这些后自治行为体也无法展现个人自由和公民能力, 因为作为启蒙运动的核心要素,启蒙运动价值的推动力量不再被认为是个人的自然组成部分。

当然,许多现代思想家,从孟德斯鸠到康德, 从鲁迅到阿伦特都强调自主判断思考和学习的能力。而这一点不仅在数字化国家主义或过程中被否定,事实上,它被重塑了。然后大脑的化学物质发生了变化。因此,后自治个体的崛起及其正常化,实际上破坏了民主可能的条件。可以说,是广义上所言的理性政治。

04
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可得出以下结论。世界与国际体系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原因在于新的基础设施出现,也可以说是因为人们有了新的“操作选项”。所以我们不应该谈论太多关于数字威权主义的事情,而应该谈论数字化国家主义。笔者认为 COVID-19会加速这种动态 。而且,在不同的制度中,后自治个体似乎在全球出现,不仅在民主国家, 也不只是在其他政体中,不管我们在哪一种制度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趋势。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我们应当设想和设计何种人工智能应用,创造不同的未来,以避免这种数字化国家主义进一步扩大影响。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平台企业的自治与共治
下一篇:共享办公没做错什么,为何仍以失败告终?

分享到: 收藏